1987年，感染愛滋的劇場工作者田啟元遭台師大退學，沒想到30年後，相同戲碼再度上演。儘管官司落幕，阿立卻是事件中唯一的受害者。「之前，我的人生是張藍圖，規劃好畢業任官，買車買房，拿到退休俸，有穩定的生活。」他感嘆：「事件後，我的人生變拼圖，東一塊西一塊，只能去拼湊起來。」

他是屏東人，父母都是工人，因家中經濟不好，「讀軍校不用學費，又可以幫助家裡。」沒想到大三下學期，有天接獲通知，因例行體檢被驗出感染愛滋，他被大隊長叫進辦公室，「他用比平常更客氣的語氣說，好好照顧身體，不用擔心。但過一個月，他就叫我考慮休學。」阿立語氣平靜，回憶得鉅細靡遺。

校擅調病例　不當處分

2017年，時任行政院長的賴清德曾說：「愛滋感染主要由男男同性戀引起。」引發譁然。根據統計數字，愛滋病例確實有八成來自同性間的不安全性行為，這句話卻忽視了背後的結構性因素。柯乃熒教授解釋：「同志在社會上一直受到不友善對待，選擇有限，性行為成了快速建立關係的管道。因族群人數少，感染比例高，遇到感染者的機會也就高，況且社會對同志與愛滋的汙名，使他們難以向他人揭露自身狀況。」

也因為如此，阿立眼下最擔憂的不是身體健康，而是軍旅生涯。果然，校方開始一連串不合理對待，「他們叫我餐盤帶回家洗，衣服自己洗，都不要跟大家一起，還禁止我上游泳課，說怕有傷口會感染其他人，學院院長說想了解我為何生病，叫我寫自白書，自白寫得不夠詳細，還會被退件。」

「我原本是實習幹部，成績品行都不差，染病後，他們把我渲染成不受教的壞學生。我要一直ㄍ一ㄥ著，不然早就崩潰好幾遍。」大四上學期，校方逮到他使用未經申請管制的個人筆電，他坦承自己犯了錯，然而「一般違反資安，頂多記二支申誡，但他們要記我三支大過。」過往沒有如此嚴重的懲處。

2013年他因操行分數不及格，順理成章被退學，丟掉賴以養家的軍人鐵飯碗，還被學校追討80萬元學費。他向國防大學校本部所在的桃園衛生局提出申訴，結果不成立，再轉向衛福部申訴，確認是歧視案件。但每次開評議會，都是媽媽陪他去，聽著所有人當面指責他，「她每去一次，就受一次打擊，那時真的很痛苦。」

法規新修正　去除汙名

2016年事件在媒體曝光，引發公眾關注與討論，但他沒能恢復學籍，反而身心俱疲。媽媽為鼓勵他，先去念大學社工系在職專班，隔年再把他拉進去，母子成了學姐學弟。「我第一學期用學貸念完，我媽說，不然你念就好⋯」始終冷靜的阿立忽然哽咽：「其實家裡沒什麼錢，她為了讓我念書，才自己下去念，我很感動，她年紀不小，一直是最支持我的人。」

阿立今年大學畢業，現在在做社工，「我沒得到任何賠償或好處，結果雖然悲傷，但至少我有個安靜的生活了。」他樂觀地說：「我的案子是對體制的評鑑，看看這社會還潛藏什麼問題，如果沒發生這案子，大家也不會拿出來討論，考核結果不及格，就要去改善。」

犧牲阿立的人生，的確換來法規上的修訂。《感染者保障條例》修正，從此國軍部隊的傳染病通報，排除了不易傳染的愛滋病；而軍校法規也確立，未來退學生不需再賠償修業期間的費用。但我們又需要犧牲多少人，才能換來不再需要擔心懼怕的環境？

讓Ken、Tina和阿立痛苦不堪的，從來不是病毒的折磨，而是社會的歧視眼光與道德摧毀，他們是一群被社會排擠，只能躲進櫃子裡的人。問阿立若又發生就學歧視事件，他會怎麼做？他竟然回答：「我一定會站出來陪他，雖然他還是要自己走那段路，但至少二個人一起走，比一個人自己走好多了。」勇敢讓阿立不再懼怕；正確認識愛滋，也讓整個社會不再懼怕。唯有去除愛滋汙名，杜絕歧視病毒的蔓延，我們才能在黑暗中看見曙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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