寫在愛滋人權之前
周富美(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委)

「我覺得自己對不起家人」、「對未來感到恐懼」、「擔心社會不接受我們」、「害怕被歧視」、「對於未來沒有希望」、「我們H的也可以有人權嗎？」坐在眼前的藥癮戒治者們，個個理著平頭，逐一說出自己對於未來的茫然與憂慮的心情， 「大家都是人，你們為什麼不能有人權？」我反問著，大家張著眼睛看我，伴隨著一陣靜默，開始陷入思考。

因染上毒癮進入戒治所中接受戒治的藥癮愛滋(HIV)感染者們，往往以「我們H的」(HIV的第一個英文字母簡稱)來稱呼自己。「有沒有聽過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？」丟出這個問題之後，仍是一片沉寂，沒有人出聲，「關愛之家、愛慈基金會、台灣紅絲帶基金會、希望工作坊？」當問持續發問，大家依然安靜，眼神中凝滯著些許疑惑。

「以前我從桃園完成戒治出來的時候，有人給過我一張小小的卡片，上面有一些單位的名稱，但我不知道那是做什麼的，後來就丟掉了」，一位戒治所的收容人緩緩說著。透過題問與回應的過程逐漸聚焦，漸漸描繪出目前台灣藥癮愛滋防治的需求與困難。

在談到愛滋感染者人權之前，必須先了解整個愛滋病感染途徑與脈絡，早在1983年，全球有四萬五千多名血友病患，因注射遭到愛滋病毒污染的凝血因子而感染愛滋病，其中台灣有53人，籌組成中華浮木濟世會(2007年更名為台灣血友病浮木濟世會)，後來感染愛滋病的高危險群，從同性戀族群轉移到危險性行為活躍的異性戀者，進幾年來，又演變為共用針頭與稀釋液的注射毒品者，藥癮愛滋感染者成為最大的高風險群，緊接著，感染愛滋病的女性藥癮者比例逐年攀升，非婚生關係之下誕生的愛滋寶寶也日漸增加，隨著網際網路交友風氣日漸盛行，青少年性行為甚為活躍，但在缺乏安全性行為的情況下，因而成為愛滋病的主要感染族群之一。

進一步檢視目前台灣的愛滋NGO團體，露德之家、關愛之家與愛慈基金會，對於安置、關懷愛滋感染者與愛滋寶寶，以及愛滋防治的衛教宣導工作，已經忙得不可開交，甫成立三年多的台灣紅絲帶基金會，致力於校園愛滋防治宣導以及政策推廣，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成立十多年來，不斷關注愛滋感染者人權與相關法規推動，也長期面臨補助經費短缺以及人力匱乏的窘況，光是自己申請經費維持辦公室的基本人事開銷，以及接聽愛滋感染者諮詢電話，就已經疲於奔命，就算工作人員仰賴對於愛滋防治工作的熱情得以支撐，在超長工時與繁重工作的壓力下，也容易造成專業人才損耗。

近幾年來，衛生署投注大量經費投入「美沙冬替代療法」的減害計畫，並舉辦愛滋宣導活動，擴建戒治所與監獄規模安置愛滋收容人，但往往忽略了愛滋感染者的實際需要，疾病管制局每年耗費鉅資，邀請藝人或知名偶像人物(如2007年世界愛滋日邀請到旅美職棒好手王建民)代言愛滋防治活動，並在101外牆打上「粉紅絲帶」圖樣(但粉紅絲帶象徵之意含代表乳癌防治，愛滋防治是以「紅」絲帶為主)，往往導致流於形式且事倍功半。

至於與愛滋防治息息相關的法務部、警政機關、學校、社福與托育機構等相關單位，對於愛滋防治衛教知識與相關法規認知嚴重匱乏，不論是司法、警政、醫療、教育、社福體系，以至於一般社會大眾，長期以來對於愛滋病的誤解與歧視，阻礙了愛滋感染者重返家園或社會之路。

台灣政府目前對於愛滋防治的相關配套措施不足，民間愛滋團體的力量有限且專業人才投入不易，身為社會公器的媒體從業人員，對於愛滋病的感染途徑與相關法規不夠了解，相關報導長期偏於負面印象，再加上愛滋議題之病恥感與烙印使得募款不易，在先天不足、後天失調的情況下，要推動落實愛滋人權，甚至是引起愛滋感染者的自覺與自助，成了一條艱辛的漫漫長路。

隨著人口跨境移動與國際間旅行往來者頻繁、毒品交易與性行為活躍，日後愛滋感染者將不斷增加，台灣的愛滋感染者除了衛生署公布的一萬四千多人之外，實際感染人數比官方數據多出十倍，甚至更多。

愛滋感染者也是人，不是永遠需要受助於他人的弱勢族群，在相關配套與宣導教育尚未建置完成之前，我們了解當前正站在最匱乏、憂慮的基礎上，做好被啟蒙與發聲、行動的準備，台灣的愛滋人權將從何著手並推動？或許就從了解當前的問題與現況開始出發吧。

文章出處
教育部人權教育電子報 2008/1/30